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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5页）

能会一直跌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消息，如公债又有了新的担保、要为兑现

部分公债举行一次抽签、或要任命一位新财政总长，会使市价上扬。公债的

市场价格如此剧烈地涨落，可以证明它们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要在投

机中成功，就有必要预测甚至影响市场的活动。这需要与政治密切联系。

总行设在北京和天津的现代银行，与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最密切。（上

海的银行也从事政府公债的投机，但它们的业务重点是票据交易和工业投

资；其他条约口岸的银行与当地政治活动的关系比对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更

密切。）典型的北京或天津银行的董事会是精心组成的，其核心是一些与各

①资料见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　74—90　页。

政府派系关系不错的职业银行家。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关系

更密切的、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方面经历的人。这样平衡的目的是想使银行获

得关于决定债券市价涨落的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和保护特

权的朋友，而又避免当政局变化时可能导致银行得不到保护的单一方面的政

治效忠。

随着政府　１９１９　年以后越来越穷，银行及在银行业有影响力的政治派系的

政治力量增强了。交通系（下面还要谈及），作为内阁命运的特别强有力的

主宰者，形成了。同时，在总体上，银行坚持它们对政府的利益的能力得到

了加强。全国银行公会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在上海开会，决定拒绝继续购买政府公

债，除非政府“重新调整”偿付旧公债的财力。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在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３　日的总统令中，将关余拨入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管理的称为整理

公债基金的偿债基金。第一、第五、第七年的长期公债及第八、第九年的公

债（后来又加上了其他债券）按面值的一部分重新作价，并兑换成两种新发

行的债券，这两种债券的偿还金是由上述基金担保的。

整理公债基金的设立，对银行家是一种照顾。对债券的重新作价低于其

面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银行当初购买它们时就打了大折扣。现在，只等

贷款偿还基金偿还这些债券，银行就能收到两倍于过去付出的款项。或者，

如果它们想做债券交易，也能以高于买入的价格卖出。政府的信誉也有加强，

尽管政府任何一种新债券的发行现在都必须安格联爵士应允。

派性和私人关系

北京政府在制度上表面是立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由法律予以

区分，决策按规定程序制订。实质上则是派性的：由个人的部属组成，越过

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捷径，每个派系都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为中心，由他个别

吸收的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组成。

在组织这种派系时，政治领袖始终注意那些能干、政治上积极而可靠的

有前途的人。对可靠性的判断，在极大程度上受“关系”这种观念的影响。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是由父子、君臣、夫妻、师生之类有明确义务关

系的网络构成的。信任与自己有确定关系的人，比信任仅仅是相识的人要安

全得多。即使关系较远，它也有助于为人们的交往带来稳定性：它区别交往

双方的尊卑，并包含一方有权向对方要求或期望什么东西的可靠惯例。

当然，血亲或姻亲的关系极为重要，尽管这个亲属无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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