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
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五四时期,1917—1927 年
在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民国最初的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低落”
时期。一个产生了晚清文学中四位伟大小说家——吴沃尧、李宝嘉、曾朴和
刘鹗——和一些其他作者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的十年,忽然终结了。这四位
有才能的作家中,李宝嘉未及完成他计划中的 120 回巨著的一半就于 1906
年去世。多产的吴沃尧(共写过 15 部小说)也于 1910 年死去。刘鹗,也许
是四人中最有文采的一个,只写过一部小说,而此书在 30 年代重版之前并不
十分流行。曾朴,在政治信仰方面最革命的一位,因过份忙于其他活动而未
能完成他的小说,并且和《老残游记》一样,直到 20 年代才得到充分的评价。
①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一场文学的复兴运动。相反,
政局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唯一与之竞争的
派别“南社”,是涉足文学的革命政治家和报刊工作者的一个松散组织。该
社于 1903 年由三位属于同盟会的报刊工作者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巢南创建,
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集,它们多半是社交聚会的产品,据说在民国初年很受
革命者和年青人欢迎。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其中某些诗篇的时候,会感
到它们的情调和形象一般都属于旧传统。胡适甚至斥之为放纵不羁。②回顾起
来,南社的作用似乎不在于响应革命,而在于为革命者们提供一个表现文学
才能的场所。
和条约口岸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一样,南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有很深的旧
学修养。但是他们的文体和词汇比他们晚清前辈们更加高雅古奥。如果说条
约口岸的文学报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维新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一翼,那么它在
主题和文体方面肯定比南社的诗更加激进,后者的华丽词藻掩盖了他们所宣
称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感情。①南社曾经号称拥有 1000 余名会员,但在最
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
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
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
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
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
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
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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