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
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们怎样响应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有时将这些现象从它们所处的仍然基本上是
传统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地证明他们的理论。②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
即使从城市方面看,甚至相对地说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沿海地区看也是如此。
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
①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 347 页。
②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 年》。此书 1962 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国劳工界似乎回
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上被称颂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十分相似,③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
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们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
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绅士们所从事的很
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这样两个方
面,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地使他们的地位更形重
要。他们的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 年),他是前
清状元,袁世凯手下的实业总长。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在 1914 至 1921 年
间纱锭增加了一倍。①再以虞洽卿( 1868 年—?)为例,他是上海总商会和
宁波同业组织的董事,在战时投资 200 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 年)、
宁绍(1917 年)、鸿安(1918 年)。②还有朱葆三(1847 年—?),他在 1919
年 72 岁时仍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战争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
—1938 年)和荣德生(1875—1952 年)的财产。③他们出身于无锡的商人兼
小官吏的家庭。在 1901 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 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
1914 至 1920 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办八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高达 150
万两。同时荣氏兄弟还将他的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所有这
些先驱者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得力于他们超群的个人品质,他们在条约口岸通
过和外国人接触获得了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与
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是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
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以后,官僚机构被代表地方利益的各
种组织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网络所接管。这些组织即省议会、商会、各种教育
与农业团体,它们在全国层次上与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互相冲突,在地区
层次上又与互相争雄的军人野心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们的权力毕竟还是增
长了。虽然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当地各种组织保住 1912 至 1914 年间争取到的
行政特权(尤其是税收权),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较革命以前大多了。
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些官僚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的官员的
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 年浙江省政府的每 7 名高级官员中,有 5 人
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 1920 年浙江每 8 名高官中有 4 人是浙江人)。
①但是,“回避法”并没有恢复,帝国时期的这一法律禁止从本地的学者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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