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
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
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
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
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
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
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
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
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
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
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 1953 年为止,费正清、坂
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 1953 年到 1969 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
所评述的 2000 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
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
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
是,20 年代和 50 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
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
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
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
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 10 和 11 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
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
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
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1971 年第 3 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
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
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①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
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 1905—1949 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
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 600 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
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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