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融自是看不上那区区几万贯的利益,他借着便又说道:“你在汴州必然储有大量钱帛收纳柜坊、应付支兑,同时还要回易以牟利。钱贷于私人,回利繁琐且稍有不慎便本利俱失。若贷于官府,则两下得便。
你还记得旧年你所启奏漕运改革事宜,今朝廷将要大行此事,尤需沿汴渠变造、和雇等等。若纯是役人,则不免民生疲敝,但若和雇役丁,民得于食,官得于工。
只是如今钱荒物滞,官府行事也诸多不便,若有充足的钱币买物雇工,则万事通矣!你也不必担心官府诈你,今我作保,以江南租布为你支兑此债,且以官利之半益你,你意下如何?”
张岱听到这里,算是明白了宇文融的意思。
这家伙是打算先借自己柜坊里的钱帛雇佣丁壮疏浚河道、改革漕运,相对于单纯的征发役卒,这种以工代役的方式能够确保百姓们劳动能有所得,保持基本的购买力,再通过变造、输济等等方式将百姓手里的钱给回收上来,从而达成一定的循环。
的确如果官府能够保证按时足量的还款,哪怕只是官利的半价,张岱也能因此获得可观的收益,区别只是他发出去的是钱,收回来的却是布。
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柜坊其实是在代替官府向民间放水,解决因为钱荒所引起来的一系列通货紧缩问题,同时也能延长官府的用工周期。
乍一看,这是一个协同合作、各方得利的方案,可问题是,如果一切真的都那么美好,宇文融为什么平白让自己多吃一份利息?
唐代的经济状况与后世多有不同,单单在货币上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病,如果再迭加上生产力的差距以及商品经济的相对滞后,很多后世的金融理论都难应用于如今。
货币的实物属性必然衍生出来一个品质参差所造成的购买力差距,说的简单一点,十块钱不能当做十块钱来看待,或许是八块、七块,也可能是十一、十二块。布有优劣之差,钱有好恶之弊。
张岱之前创制飞钱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给飞钱引入了一个估差的概念,即在飞钱的存兑当中允许存在百分十的误差。
这在古代其实也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即是钱陌,意思就是实际不足百钱但当作百钱来使用,交易双方都默认这个差额不存在。这既是实物货币供给不足时的一种折中方案,同时也是商品交易税的一种表现形式。
宇文融要把张岱的飞钱柜坊拉进来,就是要让张岱的飞钱承担这种频繁的货币流通中所产生的减陌、又或者钱币兑换差额等等各种损失,是在钱荒和恶钱横行背景下的一种风险转移。
这样的模式,说白了就是把钱帛的流通各种增损全部用一半官利的价格打包给张岱,如果这一系列经济行动产生的损耗不足官利的一半,那张岱就赚了。如果超过一半,那超出的部分他就得自己吃下来。
当然,这样的前提还得是宇文融所许诺的江南租布能够按时足额的支付。
从官方的角度而言,张岱不得不承认这法子不错。飞钱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大唐社会整体稳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的时代红利,而且还是暴利,既然享受了暴利,那自然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可问题是,经营飞钱的是张岱啊。但凡这不是他的产业,他都得帮着宇文融把这政策推行下去,谁不答应,就要办谁!可这是自己的买卖,那就免谈!
张岱不愿意,当然不是因为他不想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他现在承担的已经不少,未来则还会更多。
与其把飞钱的利益拱手让给宇文融去分配,他还是更希望这些利益由自己来经营和分配,而且肯定自己做的比宇文融更好。
宇文融或许还有几分通过聚敛来获取国用开支等统治成本的公心,但后来踵其迹而出者,他们只是热衷剥削来为帝王聚敛玩乐之资。至于说底层百姓负担如何、生计如何,从来也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但现在既然宇文融提起了这一茬,他要不给对方一个满意的答复,怕是不好顺顺利利的离开门下省。而宇文融眼见他只是沉吟不语,眼神也逐渐变得锐利起来。
所以在想了想之后,张岱便入前一脸神秘的对宇文融说道:“请问宇文相公,可曾闻开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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