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④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
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
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
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
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
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
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
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 1919 年早些
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
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
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①确实,李、陈两人对
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
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
在那年 1 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
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 3 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
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②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
④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 28—31 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
介绍》,1,第 154—155 页。
①陈独秀:《文存》,2(1916 年 10 月 1 日),第 85—86 页;和 4(1917 年 3 月 1 日),第 52 页;石峻:
《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以下作《思想史资料》),第 1906 页,1917 年 2 月 1
日;关于李在 1915—1917 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24 和 34 页。
②李大钊:《选集》,第 81—82 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 年 3 月 29 日;陈独秀:《文存》,1(1916
年 2 月 15 日),第 53—54 页;《新青年》,3。4(1917 年 6 月);及陈独秀,同上书,1(1918 年 7 月 15
日),第 222 页;和 2(1919 年 11 月 2 日),第 387 页。
③《民众底大联合》,1919 年,竹内本,1,第 61—64 页。
④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 年 1 月 12 日)和 8(1919 年 2 月 7 日)。同时,李大钊
从他 1915—1916 年的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 1919 年 1 月的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边斯纳:《李
大钊》,第 24 页,以及李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①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的日期为 1933 年 2 月 20 日,第 1 页。还可参见陈于 1919 年
3、4 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它们预示 1919 年 11 月 2 日的那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
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在李大钊之后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
主义》第 22 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 112—113 页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对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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